徐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真实文化期起源于殷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殷朝灭后分为二大支。一支在周人手下在北部发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发展，西周三百六十余年间南北是抗争着的，周人一直把徐、楚人当成蛮夷。显然，徐人的文明并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后。徐是夏、商就存在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还说，“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了徐楚人影响，吴的支配者虽然是周人的伯夷仲雍，但他们初到吴时也还是半个蛮子，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传播殷代文化在中国南部发展的。”（见《历史人物》）
这应该是“徐文化”概念的最早出处。
先是，东夷族领袖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成功，大禹继位，“禹举皋陶（伯益之父），皋陶卒。而后举益，益让帝禹子启，启遂即天子位。”启的继位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反对，有扈氏首先起来反抗，伯益也起兵，但启早有准备，击败了伯益。夏启六年，伯益被杀。迫于当时的形势，为了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隆重之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二儿子若木封于徐，即山东中部、南部、郯城和江苏徐州丰沛县及邳州一带，后又向南扩展，到了淮河流域。徐国经过强强弱弱的风云变幻，历经夏、商、周，到战国时期的42代君章禹（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
然而，存世1600多年的古徐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和范畴，具有丰富而广泛的内涵和外延。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从劳动和各类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利用这些知识创造出来的产物的总体。那么，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徐州，它的真实的地域文化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徐文化。所谓徐文化，乃是发生在徐州（包括广义的古九州之一的徐州）地方的，自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是徐地、徐人创造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各种文化的总称，它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就像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都是地方文化，是那个地方共有的文化现象。
徐文化的核心内容
那么，历史上徐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笔者早在2004年之前的研究中就提出6个方面的概念，并详细加以论证，今仍以为然，故择其要录于此。
一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见《论语》）但是，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淮南子·人间训》就称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因“不忍斗其民”，在周、楚连谋争伐时，选择了回避战争的办法，“走之彭城”，“为楚所败”，后又南迁至浙江沿海一带。偃王在临死之前说自己“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参见《徐偃王志》）。这里他已经明确他是“仁”者。至于“仁”的内容，肯定就是他的行为内容了。而且由于他“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说苑》）。《北宋徐氏谱》曰：“四方诸侯之争讼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国的仁已为天下知，甚至超过了周。而此前，卜辞中已经有了“仁”字，《商书·太甲》有“怀于有仁”，《诗经·郑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称“予仁者考”（《礼记·檀弓》下）。这里引证的意思是，“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由来已久。到了徐国，其内容已逐渐丰富和具体化了。“仁”（还包括“孝”、“忠”、“恕”等内容）作为徐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实此时已经固定下来了。
二是义。徐人和殷人同是东夷人。据考，商的统治阶级殷族就是从山东滕县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一路打到中原，几次迁都到了安阳的。“老乡情结”让徐人依附于殷人，使本来独立的封国成为了殷商的“分族”。《左传》称徐为殷民六族之一（见《左传》定四年传）。尽管殷人对徐人大部分时间是不客气的，但是徐人仍对殷人讲义气。试举一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徐盖父子仍苦守洛阳，虽后来倒戈，实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参见徐伟坚编《徐氏古今文化大观》）。“义”和“仁”可以看作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殷商时期，统治者既创造了“仁”，夸赞殷人统治的好处，以一种假慈悲役使奴隶和其他外族，作为统治需要，他们又创造了“义”，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国吸纳并实行了这种文化，偃王“好行仁义”，对“上国”周“力尽忠谟”，“生为忠良之臣”（见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对国人则“被服慈惠，身行仁义”（《淮南子》）。总之，对上对下，善待之，很规矩。“仁”和“义”的观念一旦作为一种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徐国是这一文化的和哲学的观念的积极推行者。
三是德。杨荣国先生说：从“德”的含义上来说，“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的去，无愧于心，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夸“为祟忠褒烈，必当其人；论德报功，必核其实”，他对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据徐偃王的行为实际作出的。本来徐偃王是被东方诸侯推举出来反对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恋瑶池而忘归，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连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战，走而失国，穆王不仅不问罪，反而敕封，且又让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吗？其实是周穆王迫于民声，偃王有德，万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顺民心。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国子民”（《衢州徐偃王庙碑》）。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统治思想了，并普遍推行而达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纪事第一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说明徐国对“德”的认识是相当“前卫”的，以至于齐桓公等诸侯纷纷效法。
四是信。“信”和“诚”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信则诚，诚则信。穆王六年，徐诞朝拜周天子，“锡命为伯”（《竹书纪年》），“乃分东方诸侯徐偃王主之”（《后汉书·东夷传》）。徐偃王以为天子分封了，发话了，徐国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于是，“外坠城池之显，内无戈甲之备”（《抱朴子》）。以至于“不知诈人之心”，“走死失国”。这是因诚信而放松警惕、不知戒备的例子，反证了“信”在徐国的分量，“信”已成为了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礼。《说文》：“礼”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举一个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娄考公丧礼，徐君使容居吊丧，当时礼节十分严格。容居欲行王使进侯王之座。邾娄国掌司者恶其潜比王使，拒之曰：“诸侯之来敝邑者，臣行臣礼，君行君礼，君臣礼杂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气壮地说：“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于诸侯无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鲁不敢忘其祖。”说得堂而皇之，气理充足，显示了徐国的气魄（引自徐永生《再论徐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说明了徐国“礼”文化的发达。我们还可以从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看出其端倪。徐器“沆儿钟”铭文，就描述了一家几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处的情形，即是“徐礼”在徐国家庭的体现。1993年邳州粱王城遗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铜编钟，分别有铭文记载徐国历史，还有“徐王之孙，永宝之用”的字样。其次，该地还出土了十三枚青铜磬。钟与磬均为古徐国宫廷乐器（见1995年版《邳州志》）。乐器的发展水平说明“礼”的发展程度，因为古代“礼”、“乐”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谓“礼乐”者，“礼”需要“乐”，“乐”为“礼”而设，有“礼”有“乐”，四海升平，政通人和，才是“礼治”。出土有“乐”，朝纲有“礼”，当为不虚。
六是道。任继愈先生在《老子新译》一书里说“道”这个范畴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老子之前就有“道”，《诗经》上有“周道如砥”的话，《广韵》说“道”是“理也，众妙皆道也，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易经》又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徐人讲的“道”，则具体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们看来，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虽然大到包涵万物，而万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称》里徐伯的言论可以看作徐文化里“道”的内容，“桓公善之”，认为很好。徐伯为徐国的国君，穆王命徐子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称是袭旧号。这里徐伯的“四曰”内容已很广泛，有治国大道，也有处世之理，还含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见当时徐国文化之发达。
徐文化的影响
徐文化是在它的特有的生态环境中诞生和成长的，具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它是当时华夏东方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是在“本土”的发展。徐国的疆域常常变动，但大致都在古徐州范围，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梁王城、九女墩、鹅鸭城等遗址，丰县偃王城、泗县徐城和费县出土徐器等，都证明了徐文化在本土的发展是十分深厚且丰富多彩的，形成了该区域特色文化体系，且这种文化体系得以“垂直发展”，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泯灭，于是形成了我们目前所谓的地域文化。
二是向外辐射。如《管子》记载，齐桓公问计管子，管子向他复述了徐伯的话，齐桓公认为很好，于是采纳。齐桓公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气和影响的诸侯，尚且依徐伯之言而行之，其他小国受徐文化的影响，想必会更大。从近代距离古徐国境界不远的几个地方出土的文物看，徐文化确实对这些地区影响非浅。1982年在绍兴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了六件青铜器，其中三件有铭文，铜器炉的底部三行铭文中有“徐王之”的字样，可以看作徐文化辐射至此的证据。
三是大面积传播。在漫长的岁月里，徐文化由北而南，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周穆王连楚伐徐，徐偃王息战失国，他本人从彭城（今徐州）以东撤至浙江衢州会稽，又把徐文化带到那里，以至现在，徐国遗存倒是浙江一带为多。
不仅如此，我们从图腾的南移也能够看出徐文化迁徙传播的轨迹。东夷族始祖少昊是“百鸟之王”，因此，鸟成为东夷各族的图腾。徐国的图腾是鸟，或者准确的说是朱雀（凤）。据王云珠在《“夷夏之辨”异论》中的研究，长江下游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上有许多鸟的形象，绍兴出土的铜房嵴上有鸟图腾装饰框。这是鸟图腾部落向南部地区的迁徙和发展表现，反映出徐文化在南方的影响。
据一些研究者统计，各地已经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期间的徐器，就有“徐王鼎”、“徐子氽鼎”、“沇儿钟”、“义楚钟”、“徐王义楚鍴（DUAN）”、“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徐偃侯旨铭”、“徐伯鬲”、“徐宝蕴”、“徐王寿铭”等数十件及其它碎片万余枚，还有已被发现的几十个徐文化遗址，也都有力地说明了徐文化的广泛传播。
四是从孔子学说与徐文化的关系中看出徐文化的影响。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而“仁”本来是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远远早于孔子学说的，孔子加以发挥、概括，给以系统化整理，形成儒家学说。孔子曾几次“欲居九夷”，他曾经深入到徐国的土地上考察和学习，现在徐州以东的一些地方还有孔子遗留的痕迹或者传说。铜山县吕梁有个村庄叫圣人窝，相传孔子到吕梁（那时候还不叫吕梁）来，在凤凰山（徐山附近）被一小狗咬住裤褪，不让到山南去。孔子疑惑，当晚宿在山北小村。次日起来，见山南已是一片泽国，河水滔滔，奔流而下。于是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修订的《诗经》多次提到徐，如“濯征徐国”（大大征讨这个徐国）、“徐方不回”（徐国不敢有违），等等。
五是徐文化与汉文化也存在着传承关系。不论是文字的结构还是语言形式，抑或文化层次的方方面面，徐文化都为汉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将徐器铭文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字作比较，可以看出其一致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统一文字，就是在这些文字的基础上，做了系统的整理，然后形成了规范的文字的。到了汉代，“汉承秦制”，连文字也因袭下来，创造了汉隶，便成了汉字。由此可知，在文化进步的历程中，徐文化也在不断发挥着作用，充实和丰富了汉文化，特别是地方文化。
综上所述，徐文化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徐文化曾经十分发达，并对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徐国历史和徐文化，还徐文化以本来面目，把徐文化研究成果运用到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去。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是有利于培养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的事业，是爱国益民的事业。就区域文化建设而言，徐文化研究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